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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尽管在文义上可以凭借第8条中的兜底条款获得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范，但总是会招致一些批评和质疑。

[14]并且，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尝试也不成功。相对而言，这是一种创造抽象语言和技术意义的表达方式。

立法者只是在浩瀚无边的行政处罚种类中选择了8个常见方式，[17]并没有任何刻意的类型划分。（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65]强制拆除等限制或剥夺财产权利的财产罚。尽管上述规定是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但从执法实践看却并不合理，难以满足地方政府的实际需求。其一，分类条款尽管是开放的，但仍然是一种例举，只不过是一种在五个概念项（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警示罚、荣誉罚）下的开放式例举，那么，是否会出现一种新型处罚种类，完全超出这五个概念项？如果存在，是否需要添加更为开放的兜底条款用以预防？其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开放的分类条款，再加一个开放的兜底条款，在如此之大的涵摄尺度下，如何才能实现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控权功能？或者更为直接地说，如何才能防止我国《行政处罚法》不会成为滥用行政处罚权的遮羞布? （一）修订兜底条款的理由与方案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并且，我国《行政强制法》意欲达到的控权规范，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同样也能够实现，《行政处罚法》的程序要求并不宽松。

如前所述，两者并不相同，责令停产停业的行为目标是要对过去的违法行为加以制裁，而责令限期改正则是一种修复和预防，是为了排除公共秩序与安全中的危险因素，从而恢复秩序与安全。其一，我国《行政处罚法》8条所列举的8类行为，某些本身就不具有制裁性。第三，提案人向立法机关提出的议案被审议讨论。

故此，宪法修正案不属于本文所称的法律案。具体而言，这类法律案应包括下列规范性文件： 1.准法律决定。其不同之处如下： 第一，词源不同。此次修改是否仍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还是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这次修改指向明确、内容特定、幅度有限,不涉及对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修改。

这次修改涉及组织法律保留，即两个组织法修改究竟由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具体而言，是由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还是由常委会审议通过？这直接关系到修法程序是否合宪。由于法案的规范依据来自1954年宪法与组织法，鉴于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大会是唯一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制定法令的权力，因而，法案仅指提案人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法律立、改、废的议案。

其次，对基本法律通过程序进行合宪性审查。从词义学上来看，法律案的英文是bill。[30] 刘季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 修订草案） 修 改 情 况 的 汇 报》(2018年12月2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9.3，第535页。[①]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在其文章中也写到：截至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②]制定法律 10 件，修改法律 47 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9 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法律案10件。

法律案具有严格的形式要件，包括提出、形成法律草案、三读、表决、签署、公布、生效，其与法律草案、法案和议案具有明显区别。这说明，我国的法律解释是立法解释，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内容是对法律的补充、完善。2019年1月29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对《外商投资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作了说明。但是，五部法律中，《立法法》中既使用了法律案，也使用了法律草案。

依据这一定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案只包括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关于决定权，蔡定剑教授认为：决定权是一种具有对事情作出实体性规定和对行为作出规范的权力，这些规定或规范具有法律约束力。

[12]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7页。除前述15部法律之外，《公司法》、刑法等都是以法律修正案的方式修改的。

第四，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精神进行合宪性审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专门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参照设立其他专门法院的实践,认为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并对法官任免、案件管辖范围以及法律监督等提出符合宪法精神的审议意见。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从属于决定，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涉及法律的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规范性文件。2011年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1985年1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属于措施性法律。质言之，法律案和议案具有明显区别。归纳起来，有实质法律说、抽象法命题决定说、[14]单行法律说等。

例如，1981年6月10，《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属于个案法律。第三，批准、修改、废止法律通常是以决定或修正案的方式进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多次出现议案。法案的英文有两种，一是bill。

2018年4月，在审议《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过程中,针对英雄烈士的范围问题,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明确提出,应根据宪法序言精神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确定。2018年3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后，首次审查的是《国家监察法》。

法律修改属于法律变迁或者法律发展，既可以用法律修正案的形式，也可以用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还可以用法律解释。有的认为决议和决定等同，只是名称不一，如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法律和决定中包括决议在内（见下文）。根据《中华法学大辞典》，法律草案是有关立法的倡议列入议事日程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和表决的法律原型。2018 年3 月，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十三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出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针对部分改革举措中的先行先试措施与现有的法律规定不一致问题，在修改法律尚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作出授权决定或改革决定的方式，确保改革于法有据。

法律草案无须由前述主体审议，如果仅为专家稿、建议稿和送审稿，不能成为法律案的组成部分，前述主体无审议之必要。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在其文章中表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做好法律案统一审议等工作的同时，认真研究、推动落实党中央和宪法法律赋予的新使命新职责，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

在此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代表团都有权审议法律案，所有的法律案都须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15]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4页

2019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其中的确需二字就意味着，征收是一种无法选择其他手段时选择的手段，可以理解为中国法上的征收也要遵守比例原则。也许是目睹了太多政府低价征收酿成的惨剧，学界对公平市场价值多有溢美之词，仿佛公平市场价值蕴藏了所有打开中国征收迷局的密码。

但公平市场价值不是美轮美奂的概念天国，而是反复试错后的实践理性，它一定包含了太多的情非得已。将自愿的买家支付给自愿的卖家的价格作为公平市场价值，并以此作为补偿标准，忽略了买卖与征收的最大区别：自愿还是不自愿。[45]参见《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7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2条。[52] 《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项规定了正当补偿，将正当补偿标准理解为被征收财产客观的市场价值是日本法律界的主流学说，[53]客观的市场价值不包含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主观价值。

但启动征收的政府是具体的，财产权人也是具体的，财产权人未被客观化的特殊主观价值和自治价值更是具体的，尽管无法精确量化，但的确在很多征收案件中存在，加成补偿、衡平补偿和概括性条款，中国法上的救助和奖励，都是制度妥协的中道，是逻辑和经验在制度中淬炼的结晶。第二种情形的典型例证是财产权人将自己的房屋改造成某种小众宗教的祭拜场所，并据此认为自己的房屋价值高于周边其他同类房屋的价值，这意味着财产权人为自己的宗教情感赋予价值，普通买家没有这种宗教情感，不可能为此买单，该财产权人的宗教情感价值无法进入计价体系。

公平市场价值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补偿下限而非上限，《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虽然难以求得圆融的解释，这种加成补偿依然在美国许多州盛行，多补总比少补好，这是财产权人的一般想法，这是加成补偿能够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

[5] Conistion Corp v. Village of Hoffman Estates, 844 F.2d 461(7th Cir.1988), at 464. [6]参见卿志琼：禀赋效应、财政幻觉与公共政策——拆迁中情绪事件的行为经济学分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31页。[36]Marisa Fegan, Just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Eminent Domain Injustice: An Underexamined Connection and Opportunity for Reform, Connecticut Public Interest Law Journal, Vol.6, No.2(2006-2007), p.285. [37]参见刘连泰：《宪法文本中的征收规范解释——以中国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页。